先問數字代表誰的回答
同樣寫成支持度，背後可能是電話另一端的真人，也可能是模型生成的角色。台中選情近日同時出現不同真人調查及AI模擬。讀者最先需要的答案是：這些數字能否放在同一條趨勢線？聖吉認為，應先分清產生資料的方法與要估計的對象；未建立可比性之前，直接平均容易製造看似穩定的錯覺。
TPOC方法聲明列出一萬八千九百七十一個虛擬代理人，模型執行日為十一月十日，並明示不是對真實選民抽樣。這是閱讀結果的起點。代理人的數量描述了模擬規模，對真人社會的代表性仍須外部驗證。[6]
真人調查也要拆開看
三種數字的比較表
樣本變多，哪些不確定性仍在
可以用一個概念情境理解：若所有虛擬角色都依同一套不完整設定回答，增加角色數量可能讓模擬內部的平均更穩定，卻沒有補進模型未掌握的真人經驗。這個推論不涉及對特定機構的誤差估計，而是說明「輸出穩定」與「對現實準確」需要不同證據。
TPOC原始聲明提醒模型可能放大高能見度論述，也明示傳統抽樣誤差不適用。聖吉建議讀者把這理解為不確定性來源改變，不能讀成沒有誤差。後續應檢查模型版本、輸入資料與執行時間、參數調整及對未參與調整資料的驗證。[6]
真人調查也需要同樣嚴格的態度。即使兩份報導各列約正負三個百分點的抽樣誤差，也不能因此涵蓋所有不回覆、題序或接觸方式造成的差異。沒有原始資料時，本文不替兩候選人的差值另外計算顯著性，也不把差距全部歸因於機構偏向。[1][2]
報導共識與尚待證明的解釋
中央社呈現雙方對信民調查的反應，央廣追蹤後續選戰及另一份調查，TVBS與Newtalk則提供同一信民資料的不同整理。五篇新聞讓我們比較報導選擇，不能擴充成五次獨立測量。Newtalk另說明得票推估使用投票意願與既往結果等參數；未取得計算原表，本文不重製該估計。[1][2][3][4][5]
全民查假會社的分析提出不回覆與沉默螺旋等可能機制，也指出需要實際研究。這是值得檢驗的假說，不是已確定的原因。政黨認同在不同調查出現差異，可能涉及受訪者組成、題目與真實態度；不能未經比較就選定一個應有比例，把偏離它的調查全部判為錯誤。[7]
中央社報導何欣純談及洋流帶動熱情，屬候選人對活動的評價。若要估計洋流外溢的選票效果，需要活動接觸、原先偏好及後續行為等證據，還須處理本來就支持的人較願意參加的選擇問題。現有報導不能獨自完成這個因果判斷。[3]
結論：把驗證要求放在勝負之前
聖吉建議建立三個公開欄位：資料由誰回答、結果經過哪些轉換，以及在哪些外部資料上驗證。媒體引用時保留訪問或執行日期、委託者與方法限制，將模型輸出與真人訪問分開呈現。這比把所有百分比放進同一張排行榜更有判讀價值。
對候選人與讀者而言，現在能合理追問的是哪些群體較難接觸、哪些政策需求未被問到，以及改變假設後結論是否仍成立。本文不預測勝者，也不把模擬規模當作預測實力；讓證據的邊界清楚可見，才能在選後真正比較方法表現。